如何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作者：

成德宁，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两型社会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2月第1期《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面临的难题与潜力分析》
谢富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2月第1期《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的几个根本性问题》

转自：人民智库（rmzk_ptt)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主权之争愈演愈烈，技术能力竞争如火如荼。科学技术的抽象性和环境性特性以及知识的隐性与情境性特征，使得全球范围内以技术为基本要素的竞争变得愈加复杂化与非均衡化。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大力开展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把技术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成德宁认为，当前，我国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仍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也具有明显优势。对此，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入手，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从数量导向型科研向质量导向型科研、从线性技术创新模式向网络技术创新模式的三大转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谢富纪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牢牢把握科技革命带来的范式间赶超机遇，加快构建新型科研管理体制与创新激励机制，积极培育原始创新型人才，深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需要实现哪几个方面的转变？

1、以改革和创新教育体制为抓手，推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要从改革和创新教育体制入手，让教育回归本质，让好奇心和想象力不再被扼杀，让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只有构建出适应新时代的教育体制，大幅度提高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化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本财富。

2、以改革和创新科研评价制度为中心，推动从数量导向型科研向质量导向型科研转变。

应围绕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个关键环节，在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方面，建立起以业绩为导向、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机制，彻底改变目前存在的部分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行为，提升科技成果的质量。

3、以改革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为中心，推动从线性技术创新模式向网络技术创新模式转变。

应采取动态非线性网络创新模式；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要积极开展技术预见活动，对科技发展现状、趋势以及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进行系统研究；企业要积极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实现“蛙跳式”发展。

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的有哪几个根本性问题？

1、洞悉国际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提高把握技术赶超机遇的能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关注世界科技变革趋势和动态，根据出现的科技赶超机遇窗口性质以及机遇变化情况动态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2、尊重科学发展与技术研究规律，构建新型科研管理体制与创新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科研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尚不能很好地促进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一是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与制度不完善；二是行政主导和干预过多；三是现行的科研项目管理与评价体制缺乏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科研项目联合创新与跨界研究的激励。

3、进行综合性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原始创新型人才培养。

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说到底是我们缺乏原始创新型人才。从入学方式的改革，学科专业的调整与课程体系的再设计，到各高校创新创业学院与园区的成立等，反映出各层面积极探索，寻求突破人才培养桎梏的强烈愿望。

4、突破产业与空间壁垒，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我国科技创新资源主要分布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型企业，虽有种类繁多的创新联盟，但实则“貌合神离”。另外，我国经济与科技总体发展不平衡，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在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方面，缺乏政策协同、区域协同、产业协同与组织协同。

更多精彩观点

1、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长远来看，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有限的，且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最终会遭遇瓶颈，难以持续。唯有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更多产出，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特别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建立在知识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形态（即知识经济）正在兴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在许多技术领域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从科技创新的“跟跑者”向“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转变，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也随之不断增强。如果说在技术追赶阶段和科技“跟跑”领域，我国还可以依靠国际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那么在核心技术和科技“领跑”领域，则不得不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大力开展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不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

2、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面临的难题

1、基础研究较薄弱，技术积累不够深厚，关键技术的供给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在物理等传统自然科学方面，已有数百年的积淀，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长，追赶还需时日。而且在科技追赶的过程中，我国由于科研体制和评价机制等方面的各种原因，科研人员有些浮躁，难以静下心攻克重大原创性科研课题，而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到了发论文、争项目头衔、评奖评职称上，偏离了科学研究的初心。结果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较少，关键技术的供给能力不足。2、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意愿不强，主体作用没有充分体现。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的意愿和能力都还不够强，许多企业处在“不想创新，不能创新，不敢创新，不会创新”的境况之中。一些大型企业有创新的资源，但热衷于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谋求利润，缺乏竞争的压力，也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大量中小企业有创新的动力，但创新资源有限，承受创新风险的实力不足，对技术创新也存在“畏难”情绪。在经济景气和市场需求旺盛的时期，企业产品不愁销路，没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日常经营困难，更不愿意投入研发，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

3、教育体制还不完善，尖端人才缺乏。

按照钱颖一教授的看法，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人才具有“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即受教育者平均水平较高，但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这种教育体制适合技术模仿和改进，在“技术跟跑”和经济追赶阶段具有优势，但不适合颠覆性创新，在“技术并跑”和“技术领跑”阶段则弊端显现，会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模式非常不利。

3、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的潜力

1、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优势。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国在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仍然能够发挥政府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瞄准重大需要，集中全国资源和力量，长期不懈地投入重大科技项目，打造“国之重器”。

2、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一方面丰裕的人力资源给发展壮大人才队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科技需求，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反过来也会拉动科技创新。

3、科技创新的产业体系优势。

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少有的产业体系完整且自主可控的国家。多样化的、强大而完备的产业体系，为我国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产业基础，这是我国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的底气所在。

4、抓紧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1、洞悉国际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提高把握技术赶超机遇的能力。

一方面，要重视和把握科技革命带来的范式间赶超机遇，摒弃过去由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或者由技术移植向技术创新转型的发展路径，集中资源，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通过全面制度创新，积极参与科技竞争。

另一方面，要利用新科技革命出现前后的机会期，洞悉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理论与技术领域，凝练最新科学问题，明晰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大新兴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投入，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布局。

2、尊重科学发展与技术研究规律，构建新型科研管理体制与创新激励机制。

首先，需要弘扬创新文化，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与创新氛围，培育追求真理、自由探索、个性张扬、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环境，摒弃有悖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做法。

其次，要在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创造适宜新知识产生的各类实体的与虚拟的“知识创造场”，让科研人员能够长期心无旁骛地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特别是要鼓励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坚守基础科学研究，这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必由之路和根本所在。

此外，还要改革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与评价机制，改变鼓励科研人员追求论文发表与专利申请、忙于项目立项、关注成果奖项、争戴各种“帽子”等有悖于科技创新本质与价值的做法。

3、进行综合性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原始创新型人才培养。

需要国家从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高度，做好长远规划，加大支持基础学科发展和基础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力度，激励更多优秀科技人才投身科学事业，为国家奠定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所必需的雄厚知识基础。

学校也应改变以往灌输式、模板式的教学方法，强调开放式、发散式的师生互动学习方法，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学术研究上的批判精神放在突出位置。支持学生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学术交流、研发实践、创新创业实践，激发他们的创新灵感，鼓励学生在学习和科学研究上突破循规蹈矩的做法，敢于挑战权威，树立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远大志向。

另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大科学”特征，新一代关键核心技术无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因此我国高校中过于明晰的学科边界和学院边界必须破除，支持跨组织跨专业组建大科学攻关团队、培养新一代原始创新型人才。

4、突破产业与空间壁垒，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需要从三方面着力：首先，着力构建“官产学研”螺旋式创新推进机制，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协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构建具有内在创新动力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技术、产业选择规划与相应的创新资源配置之间的联动机制。

其次，深化产学研创新联盟，构建网络视角下的区域产学研合作交互式创新体系，鼓励创新主体超越行政区域与部门的限制，在更广阔的空间下跨区域、跨产业、跨组织抢占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制高点，把握技术发展的主动权。

最后，推动形成“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模式与机制，保障创新要素整合、研发创造、商品化、社会效用化等环节的高效畅通，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北京科技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重点工作

（一）为全国各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输出首都的科技创新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等。

（二）为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在北京招才引智、招商引资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为各类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与地方政府、创新型企业之间搭建交流、对接平台，为其寻找产业化资金。

（四）遴选科技银行、科技保险、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各类科技金融产品，支持地方政府发展产业。

（五）遴选全国高科成果、高科技企业，为其提供科技银行、科技保险、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融资服务。

（六）遴选全国高科成果、高科技企业，为其提供产业链上市公司、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对接服务，联合申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大专项等。

（七）为科技高端人才、创业领军人才、金融高端人才、科学家、地方政府科技官员、名医专家等搭建北京高端交流平台。

（八）开展科技新品的评估评价组织工作，打造和宣传科技新品品牌。

（九）开展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宣贯工作。

（十）为政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调研报告；同时，通过科技新品认定、信用评价体系平台的建设，为会员在融资、担保、投资、政府资金支持、商业往来以及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

（十一）开展国内与国际合作、交流，与国内地方协会、商会联合开展科技金融相关的会议、考察、培训等有关活动，与国际相关协会等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十二）其他工作：本中心依托国家科技成果项目库、近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等雄厚的科技资源，充分发挥北京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资源优势，搭建与金融界、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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